國富論的讀后感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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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是大海里的指明燈，給予人們前進的方向，閱讀了作者寫的作品，我們會更加了解書中人物形象。這時我們應該寫一篇讀后感來記錄我們新的感悟，寫起作品讀后感來就毫無頭緒？經過收集，編輯為您獻上國富論的讀后感，有需要的朋友就來看看吧！

國富論的讀后感(篇1)

老子曾經說，“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老子理想中的政治是一種放任無為的政治，最好的政府(統治者)應是一個無為的政府，老百姓知道他的存在就可以了。好政府是很少發號施令的，但又能“功成事遂”。

今天說的并不是老子，而是有經濟學之父譽稱的亞當﹒斯密，他在經濟學界有近乎神的地位。按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說法，至少300年內，人們都將在市場經濟中生活，不會有人像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推翻牛頓力學那樣推翻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亞當﹒斯密不僅是一位經濟理論學家，他也為這種理論提供了有力的證據與準確的數字，確實做到了“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的治學態度，而這種治學態度正是大多數中國經濟學家所缺少的態度。所以，熊彼得說亞當﹒斯密注重實際，將各種不同的數字與因素一并考慮，對以后作為抽象的理論奠立了基礎。

《國富論》研究的對象是人與人交換時的經濟行為，認為經濟行為的出發點是利己心，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這是人性的自然現象。茅于軾先生曾舉《鏡花園》里君子國里的故事加以說明人的利己行為，小說第十一回里描寫了君子國里一名隸卒買物的情況：隸卒﹒﹒﹒手中拿著貨物道：“老兄如此高貨，卻討恁般低價，教小弟買去，如何能安！務求將價加增，方好遵教。若再過謙，那是有意不肯賞光交易了。”賣貨人答道：“既承照顧，敢不仰體！但適才妄討大價，己覺厚顏，不意老兄反說貨高價賤，豈不更教小弟慚愧？況貨并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俗云‘漫天要價，就地還錢’。今老兄不但不減，反要增加，如此克己，只好請到別家交易，小弟實難遵命。”只聽隸卒又說道：“老兄以高貨討賤價，反說小弟克己，豈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總要彼此無欺，方為公道。試問哪個腹中無盤算，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談了許久，賣貨人執意不增。隸卒賭氣，照數討價，拿了一半貨物。剛要舉步，賣貨人哪里肯依，只說“價多貨少”攔住不放。路旁路過兩老翁，作好作歹，從公評定，令隸卒照價拿了八折貨物，這才交易而去。

茅于軾先生講完這個故事給了我們兩點思考。第一，現實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都是各方偏袒自己利益引起的。因此，我們常常地錯誤認為，如果關心別人的利益勝過自己的利益，爭論就不會發生。而君子國里發生的事情，恰恰說明了把關心別人利益作為自己的行動準則，同樣會有爭論。我們同樣得不到一個和諧的社會。

生活中我們會發現，在現實的商業交換中，買方和賣方通過討價還價，最終會達成協議。而在君子國這個人人為他的社會里，討價還價根本不可能存在。小說不得不借助兩個過路老翁來調解矛盾。這里包含著一個極為重要的道理：以自利為目的談判雙方同意的均衡點，而以利他為目的的談判則不存在能使雙方同意的均衡點。所以利己是可以達到一個和諧的社會，而利他則是一個糾紛不斷的社會。從動態的變

化來看，它最終必定轉變為“小人國”。因為君子國是最適合于專門利己﹑毫不顧人的“小人”們生長繁殖的環境。當君子們吵得不可開交時，“小人”跑來用使君子吃虧自己得利的辦法解決了矛盾。長此以往，君子國將消失，被“小人”國替代。從這一點看，人是利己的生物實在是人類社會的大幸。

第二，只要是交換都是為了改善自己的處境，使自己活得更舒服體面，如果沒有這點動機我們為何要交換？我們有過交換經驗的人都知道，交換的雙方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才產生了交換，而君子國有了市場，而通過市場的交換卻是“利他”行為，這種動機顯然是矛盾的。

借用茅于軾先生有趣的例子，我們明白了亞當﹒斯密的理論為何是建立在人性自利的基礎之上了，只有人人自利，交易雙方才能有均衡點，才能構建一個和諧的社會。

國富論的讀后感(篇2)

《國富論》是一部偉大的著作，亞當﹒斯密把人的自利心與公利心做了和諧的統一，讓我們明白了自利與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輔相成的，有利于整體社會的提高與發展。社會自然有一只“看不見的手”來引導著人們做出有利于社會與個人的最佳選擇，沒有任何政府與個人會代替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如要代替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必會帶來混亂。這只“看不見的手”是什么呢?斯密雖然沒有直接表達，可是全書已經告訴我們，那之“看不見的手”正是人類的利己之心。

斯密是十分重視教育事業的，他認為，在禮貌商業社會，對普通人民的教育，比對有身份有財產的人更需要國家關注。因為，有錢人在年青的時候有時間﹑金錢來學習。此外，有身份與財產的人所從事的職業，用腦時候多，用手時候少，不至于使腦力變的遲鈍。而普通人由于生活壓力，即缺少財產和時間，他們所從事的工作用腦力會很少，所以窮人更需要國家教育資助。所以，國家只需要以極少的費用，就能夠使全體人民，甚至強制全體人民獲得最基本的教育。并且，在普通人的孩子中，如學業優良者，國家應給予獎學金。

斯密認為，即使國家對下層人民的教育得不到任何利益，這種教育也是值得國家注意的。人民受了教育，國家會受益匪淺。在無知的國民之間，狂熱和迷信往往會惹起最可怕的騷亂。一般下層人民所受教育越多，愈不會手迷信和狂熱的迷惑。另外，受教育及有知識的人都比無知識而愚笨的人更守禮儀和秩序，他們都會覺得自我人格高尚，自我更能得到法律的尊重，因而他們會更看中那些法律。這樣，反對政府的文字或論調，就不能欺騙他們。這對政府來說，更是一件好事。

中國經歷了計劃經濟的失敗，已經回歸了市場經濟。可是中國的市場經濟并不充分，在諸多領域內還存在著壟斷﹑不平等﹑欺騙﹑霸權，等現象，這些現象造成了社會的諸多不和諧。但這并不是市場經濟的錯，而是我們的市場經濟還不夠充分，當中還存在著過多的政府行為。斯密告訴我們一個好的政府所應當做的是1﹒保護國家不受其它國家侵犯。2﹒維護司法的正義。3﹒建立和維護特定的社會工程和公共制度。即使政府在履行這些職責時，政府也要研究引入競爭機制;在目前社會轉軌其間，老百姓們切不要對市場經濟失去信心，如果我們拋棄市場經濟，我們將回到更壞的計劃經濟。政府更不要自以為是，以為沒了政府，市場經濟就會陷于混亂。在市場經濟中，經濟的發展主要是靠關心自我利益的人民來推動，而不在政府。市場經濟需要的是“小政府，大社會”，管理得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就如同老子所說，“太上，下知有之。”政府更要明白自我的界線在哪里，這樣才是一個好政府。

國富論的讀后感(篇3)

《國富論讀后感600字》共分五卷。它從國富的源泉――勞動，說到增進勞動生產力的手段――分工，因分工而起交換，論及作為交換媒介的貨幣，再探究商品的價格，以及價格構成的成分――工資、地租和利潤。我比較感興趣的分工這部分。

分工是增進勞動生產力的手段。斯密認為，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改善，以及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多的嫻熟程度、技巧和確定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這句話在《國富論》居于開篇之位，足能夠讓我們認識到分工的重要性。

在書中，斯密為我們舉了一個制針的例子：“一個工人，如果沒有受過制針這種職業的相當訓練，也不明白怎樣使用它的機械，那么即使再努力工作，一天也許也造不出一枚針，當然更不可能造出20枚針了。可是現代商業已經使這種工作成為專門職業，并且將這種工作非為若干工序，其中大多數也同樣成為專門的職業。……有一個這種小工廠，只雇用十個工人，有幾個工人擔任二三種操作。一日也能成針48000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針4800枚。”

如果他們不分工合作，不由每個人專門操作某道工序，那么不論他們怎樣努力，一天也不可能造出20枚針，說不定連一枚也造不出來。

凡是能夠分工的工作，一旦使用分工制，就能夠相應地增加勞動的生產力。汽車生產商福特公司的創始人福特先生就是因為改傳統的汽車生產車間模式為流水生產，從而大大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擊敗競爭對手，占據汽車市場的半壁江山。

上述的例子此刻對于我們來說都是比較遙遠的，不能親身體驗那種分工的效果。就拿我們平時在家做飯來舉個例吧。過節時家里都會做一頓豐盛的大餐，如果這個時候只由媽媽一個人負責煮飯做菜，那她大概就得從中午開始忙活，不然是不夠時間煮大餐的，可是如果全家出動，媽媽負責炒菜，爸爸負責殺雞，姐姐負責切菜，我負責洗菜，全家人分工合作，那么很快就能夠煮出一頓美味的盛宴，并且所需時間也不多，可能只需要媽媽一個人工作時的四分之一的時間。這就是分工合作的高效率。

我們此刻認識到分工的重要性是前人留下來的知識，而斯密認識到分工的重要性卻是他從生活中工作中認真觀察，分析研究出來的。在《國富論》一書中，斯密充分的展示了他站在時代前端的對各種經濟現象的發現和體會認識。

《國富論》這本書中值得好好品味的資料還有很多很多，我此刻只能看到很表面的一層。它不是我只讀那么一遍就能深入了解的，在以后，我還會好好的再次研讀這本書，期望有興趣的各位同學，也去圖書館借來看看吧。

國富論的讀后感(篇4)

貨幣起源及作用——《國富論》讀后感2000字：

最近我閱讀了《國富論》這本書，讓我從中學習到了很多知識，感悟非常深刻，與大家分享！

人類社會在完成了分工之后，個體開始專門生產一種或者有限幾種生產物。然而人的生活需求是多方面的，自己所生產的產品只是自己繁多生活需求中的極小一部分，也就是說自己生產的產品，很大一部分是自己不需要的。于是，大家就想著拿自己生產的多余部分去和別人進行交換，一起從別人那里得到自己無法生產但又需要的產品。而這個產品又是對方生產的多余產品，對方也需要自己的產品，于是雙方形成了互補關系，交易便就此發生。

然而我們上面論述的“雙方互補”的情況有時候卻很難滿足，比如，A生產面包，需要一把斧子，B生產斧子，但B從其他人手中交換了足夠多的面包，這是的交易就無法達成。類似的困境還有很多，那么該如何解決呢？

聰明的人類總是能想出解決的辦法。人們發現，如果大家能用一種中間統一交易媒介來進行搭橋交易，就克服了上述困難。這種統一的交易媒介不具有普遍的實用性，但是具有普遍的“交易性”——即大家都可以用這種媒介來交易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東西。（我們用圖一來表示這種交易方式）

對于“統一媒介”的交易模式，任何交易的一方如果想要獲取自己不擁有的產品，可先將自己的產品換成統一的媒介，然后再利用統一的媒介去交換自己需要的產品。這種交易模式看似增加了交易步驟，程序“麻煩了”，但其實這種交易模式解決了之前的關鍵問題。

但是A擁有B需要的，但是B不具有A需要的，A就真的無法得到自己需要的東西嗎？

A當然可以得到自己需要的東西。只是如果沒有出現中間交易媒介，單純的進行物物交換模型來進行交易，最終使得每個人的需求得到滿足，其交易過程將會非常漫長與繁雜。怎么理解呢？（我們將單純進行物物交換的模型用圖二來表示）

我們用A、B、C、D、E來表示每個生產者及其生產產品，A→B表示B需要A這種產品。如圖所示，B需要A，C需要B，D需要C，E需要D，A需要E。這5個生產者及其需求正好形成了一個交易閉環，如果大家能夠坐在一起商議，那么交易將很快完成。但是，難點不在于交易這個過程本身，而在于將交易信息通知到這5個人并將交易關系理清。試想，像這種交易閉環，如果其中有一個人無法到場或者不同意交易規則，那么這個交易環將頃刻間破裂，交易無法進行。將交易信息通知到交易各方并將交易各方供求關系理清，這會耗費大量的時間成本。交易成員增多的情況下，幾乎不可能完成。

這樣看來，統一交易媒介看起來增加了交易流程，實際上大大降低了信息傳遞的時間成本，毫無疑問的提到了交易的效率和成功的可能性。

從交易方直接的物物交換到形成以統一媒介為橋梁的間接交換，這種交易模式的形成與確立，是商業社會發生的一次巨大的飛躍。

然而交易模式的確立只是一個開端，還有很多問題需要去解決。比如，曾經人類社會以牲畜為中間交易媒介來進行交易活動。牲畜數量太少怎么辦？牲畜生命極限太短怎么辦？牲畜無法找零怎么辦？類似的問題還有很多。這是人們意識到，是這種交易中間媒介的材質出現了問題，這種交易模式并沒有出現什么問題。于是，人們就開始在交易媒介上下手，尋找新突破。

在經歷了諸如貝殼、鹽巴、煙草、砂糖等作為統一交易媒介之后，人們發現金屬的一些特性致使其非常適合作為交易的統一媒介。比如，不易磨損，保存時間長，便于攜帶，易于分割方便找零等。但是由于歷史、地理、文明的發達程度不同，各國剛開始使用的金屬種類也不盡相同。古斯巴達人用鐵，古羅馬人用銅，還有一些發達國家或民族用金銀。但是最初用作貨幣的金屬，鑄造都非常粗糙，既沒有特定標準形制，也沒有鈐印標記。這就帶來了一些問題。

首先，稱量上出現很大的問題。貴金屬，就拿當時最貴的金銀來說，分量上的少許差異，在價值上就會出現很大的問題。重量的稍微不同就會導致其價值差異非常大，這樣使用起來就很不方便。其次，金屬的化驗較為麻煩，再加上技術水平的限制，難度更是加大。外觀看似差異不大的兩塊金屬，其中一塊很可能摻雜了廉價金屬，這樣也會導致其很難流通。

那么這個問題怎么解決呢？

國家政府的公共威權這時體現了出來。為了避免出現上述問題，政府統一制造貨幣，并在貨幣上加蓋官方鈐印。這樣既保證了形制重量的統一，又保證了純度的可靠標準，上面的問題就得到了很好地解決。

縱觀整個的貨幣起源過程我們會發現，自人類社會的分工開始，貨幣的誕生就處于孕育狀態。先是在交換方式的探索中發現了統一交換媒介的交易模式，貨幣誕生；然后在尋找更能為合適的交換統一媒介中尋找到了金屬這種適合材質，然后再對金屬貨幣的缺陷不斷進行改進。層面與范圍一步步縮小，標準與范圍一點點詳盡，貨幣在人類文明進步中不斷發展，向貨幣本質的方向不斷靠近。

國富論的讀后感(篇5)

《國富論》全書共分五篇，囊括了政治經濟學原理、經濟史、經濟學說史和財政學，可以說既是一部經濟學的百科全書，也是經濟學的一部奠基之作。雖然它體系龐大，內容廣泛，但首尾一貫，結構嚴密。全書始終圍繞的一個主題，就是如何促進國民財富的增長。

財富的源泉是什么?斯密在序言中開門見山地說：“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既然“勞動是財富之父”，那么，要增加財富，就得提高勞動效率，或者是增加勞動數量。

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很詳細的論述了分工的重要性。不管是對生產效率的提高還是管理的時效性或者生產設備的創新方面都有著很重要的作用。

斯密認為，交換是人與生俱來的傾向，欲將取之，必先予之，由于交換而產生了分工。那么，商品的交換價值如何確定呢?斯密明確地指出：“勞動是衡量一切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這就等于說，商品的價值取決于勞動。但是斯密同時聲稱，這個理論只適應人類社會的野蠻時代。一旦資本積累起來，投入到企業，或是土地變為私有，情況就要另當別論了。因為此時的勞動產品，不再全部歸勞動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為利潤和地租，被雇主和地主收入囊中。

由此，斯密又得出了一條結論：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發生之后，決定商品價值的就不光是勞動了，利潤和地租也得算上一份。這樣一來，工資、利潤和地租，就不僅是一切收入的來源，而且還是“一切交換價值的三個根本源泉。”

如此，斯密就不知不覺地由勞動價值論，轉到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理論上去了。馬克思把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理論，叫做的“斯密的教條”，后來的西方經濟學的不少理論，如生產費用論、節欲論等，都可以從它那里找到思想源頭。斯密揭開了商品價值的神秘面紗，的確功不可沒，但另一方面，在價值問題上他又含糊其辭，舉棋不定，給后人留下了許多模棱兩可的答案。后來的經濟學家各取所需，斯密的哪一種解釋對他們的胃口，便采納哪一種。甚至連那些勢不兩立的學派，也能同時從斯密那兒，找到本派發端的痕跡。

《國富論》是經濟學的奠基之作。但其中的思想遠遠超出了經濟學的范疇。在其中也能找到關于人類發展歷史的描述。由于水運的便利優于陸路，水路有龐大的網狀結構，能將生產的產品運到很遠的地方去發生交換行為。同時水路是天然產生的，在幾千年前隨著人類的出現都一直存在，它的不易變根性決定了人類只能伴隨著河流而居，而改造河流也是近代科技發展的結果。河流對于交換的有利性，促進了經濟行為的發生。從而帶動了地區的繁榮，富裕了人民生活。這樣又吸引著更多人的遷入，加入經濟生產環節。如此循環，城市的規模就出現了。也就生出了人類的文明。

國富論的讀后感(篇6)

《國富論》表現出，社會上開始出現一部分有勢力的群體，他們具有必須的生產控制力。那些處于弱勢的群體，想要勞動、生產，卻沒有土地和資本，或者說依靠于他們，能夠更簡便地獲得生活所需，能夠讓生活相比以前有所改善。這就使他們選擇依靠于地主和資本所有者。在這種情景里，地主、資本家所具有的勢力更大，他們能夠要求勞動者讓出一部分生產價值。勞動者為了生計，只能妥協。在這種情景下，勞動者就無法獨自享有全部勞動生產物了。

可是，地主、資本所有者的權力卻也不是無限的。這同樣需要與勞動者之間達成一致，他們必須給予勞動者基本的工資。尤其在初期土地、資本其中并非十分顯著地情景下，社會要到達穩定，就要有一種讓各方都能夠理解的協議。在這種情景下，分工的優勢便更加體現出來，社會上的產品也會越來越豐富。

可是，隨著這種發展的趨勢，土地、資本便會越來越集中，其所有者的權力也越加膨脹，他們控制了社會的生產，他們能夠向勞動者提出更苛刻的要求，如此，勞動者與地主，資本家之間也就難免發生爭執了。

接下來的資料中，講到維持勞動支付的基金以及勞動工資和食品價格的關系，我看得實在不很明白，那就大致了解一下吧。

所謂“維持勞動的基金”應當指現下的物質積累，這些積累中有一部分要維持生活，有一部分要投入再生產。那么，勞動的多少就應當與這部分基金的多少相對應了。按照這樣的理解，其實就是，不一樣時代，勞動者數量不一樣，因為維持這部分勞動者生存及生產的物質積累不一樣。

至于勞動工資和食品價格的關系實在傷腦筋。留待以后再看。

國富論的讀后感(篇7)

英亞當?斯密所著的《國富論》，全名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此書初版于1776年，就是美國《獨立宣言》發表的那一年。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方面，《國富論》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國富論》的編者馬克斯?勒納評論說：這是一本將經濟學、哲學、歷史、政治理論和實踐計劃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書，一本由有著高深學問和明敏見識的人所寫的書。這個人有強大的分析能力，能對他的筆記本中所有的材料進行篩選;又有強大的綜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將其重新組合起來，斯密對他當時的學術領域的各種思想是極為敏感的。他像后來的馬克思一樣，不是一個關在自己房子里的與世隔絕的學者，他仿佛全身裝著天線，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觸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歐洲解體之末、近代世界開始之時寫作，在這個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團經常表現的頑固性在堅持。他正是為反對這種利益集團而寫作的。結果是，他的書不只是為圖書館架藏而寫的，它對經濟意見和國家政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形成了我們今天住在其中的整個生活環境。

斯密在《國富論》中要回答的最后問題是，感情與公平的旁觀者之間的內在斗爭，在社會的長期演進中究竟是怎樣在歷史本身的大舞臺上發生作用的。這個問題的答案見第五編，他列舉了社會發展的四個主要組織階段，除非由資源的匱乏、戰爭或政府的壞政策予以阻止，否則這些階段是會連續進行的。這四個階段是：獵人的最初野蠻階段，原始農業的第二階段，封建或莊園耕作的第三階段，商業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階段。每一階段伴有與它的需要相適應的制度。例如，在獵人階段中沒有任何財產因此，也就沒有任何確立的行政長官或正規的司法行政。隨著牛羊群的出現，產生了比較復雜的社會組織形式，不僅包括可怕的軍隊，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壘。斯密思想的核心是：這種制度是保護特權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為之辯護。他說，文官政府是為了財產的安全而設立的，實際上是為保護富人反對窮人而設立的，即為了保護有些財產的人反對根本沒有財產的人而設立的。最后，斯密將演進描述為從封建主義走向一個需要有新制度的社會階段，這種新制度是由市場確定的而不是由同業公會確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這在后來稱為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斯密稱之為完全自由的制度。這種物質生產基礎的連續改變，將帶來的上層建筑的必然改變，這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有明顯的相似之處。可是也有一個重大的差別：馬克思主義體系中的最后動力是階級斗爭，而在斯密的哲學史中，主要的推動機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驅使，由理智所指導。

《國富論》遠遠不是一部通常所認為的學術論文。雖然斯密也勸說放任自由，但他的論證卻更多地是反對政府干預和反對壟斷;雖然他贊揚貪欲的結果，卻又幾乎總是鄙視商人的行為和策略。他也不認為商業制度本身是完全值得贊美的。

國富論的讀后感(篇8)

亞當斯密是現代經濟學的奠基人，他關于市場機制的論述已成為經濟學的基石，在他去世的200多年間一直被視為至圣先師。但是，斯密在天堂過得并不開心，人們崇拜他，談論他，但是卻并不了解他的思想真諦，只是用他的某個思想來為自己服務。《國富論》總結了近代初期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批判吸收了當時的重要經濟理論，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運動過程做了系統的描述。亞當.斯密第一次對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做出了系統的研究，創立了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把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國富論》中要回答的最后問題是，感情與公平的旁觀者之間的內在斗爭，在社會的長期演進中究竟是怎樣在歷史本身的大舞臺上發生作用的。這個問題的答案在第五編，亞當.斯密列舉了社會發展的四個主要組織階段，除非由資源的匱乏、戰爭或政府的壞政策予以阻止，否則這些階段是會連續進行的。這四個階段是：獵人的最初野蠻階段，原始農業的第二階段，封建或莊園耕作的第三階段，商業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階段。每一階段伴有與它的需要相適應的制度。例如，在獵人階段中沒有任何財產。因此，也就沒有任何確立的行政長官或正規的司法行政。隨著牛羊群的出現，產生了比較復雜的社會組織形式，不僅包括可怕的軍隊，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壘。斯密思想的核心是：這種制度是保護特權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為之辯護。他說，文官政府是為了財產的安全而設立的，實際上是為保護富人反對窮人而設立的，即為了保護有些財產的人反對根本沒有財產的人而設立的。最后，斯密將演進描述為從封建主義走向一個需要有新制度的社會階段，這種新制度是由市場確定的而不是由同業公會確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這在后來稱為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斯密稱之為完全自由的制度。這種物質生產基礎的連續改變，將帶來的上層建筑的必然改變。可見，在斯密的哲學史中，主要的推動機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驅使，由理智所指導。

斯密死后，人們把《國富論》奉為經濟學的圣經，把他關于利己的人受看不見的手引導增進了社會利益的思想，作為市場經濟千古不變的基本原則，卻把《道德情操論》幾乎忘得一干二凈。于是，市場經濟缺少了道德，引發了許多罪惡，在個別地方甚至成為災難。

《國富論》，顧名思義，就是要研究什么是財富和如何增加財富的，即如何富國裕民的。以后的經濟學家把斯密的思想簡單地概括為三點：第一，追求財富增加是每個人和社會的目標;第二，利己是個人從事經濟活動的動力，即人是經濟人;第三，市場上價格這只看不見的手把個人利己的行為引導向有利于整個社會，即經濟中的自由放任。這是現代人對斯密的理解，也是由古典經濟學發展而來的主流經濟學的基本原則。

歷史上曾出現過的各種市場經濟，其中一大部分是壞市場經濟。原始資本積累時期的市場經濟是掠奪式市場經濟靠對海外殖民地和國內勞動人民剝削和掠奪的市場經濟;東南亞、拉美和東歐國家的市場經濟是一種權貴市場經濟少數人靠權力侵吞國有資產而致富，多數人墮落為赤貧者的市場經濟;許多國家曾經或正在形成的貧富對立的市場經濟只注意效率而忽視公平，兩極分化的市場經濟;一些發展中國家出現的污染性市場經濟以環境嚴重破壞和生態失衡為代價來發展經濟的市場經濟。當然還有各種半計劃半市場的偽市場經濟。這些都不是斯密心中的好市場經濟。

現代經濟活動追求的應該是斯密理想中的既有公平又有效率、在道德基礎之上運用市場機制調節的好市場經濟。但這條路不是筆直的，在這個過程中出現偏差也不奇怪，關鍵是要及時糾正錯誤。例如，把GDP作為一切，用增長代替社會全面的發展。其結果是環境污染、資源短缺，社會矛盾加劇。這并不是說GDP不重要，只是說GDP不是惟一的。斯密在《國富論》中所強調的財富增加不等于幸福增長就是這個意思。

市場經濟承認人利己的合理性，也要利用它來發展經濟。這就體現在社會與企業激勵機制的建立上。但做到這一點并不難，難的是還要人們建立起能克服自私的道德情操。我們目睹了金錢欲爆發之后的種種罪惡，會感到斯密稱《道德情操論》比《國富論》更基本的含義。市場經濟應該是一個講道德的經濟。沒有誠信、同情心這些最基本的道德觀念，市場經濟就會引發災難。道德的建立要靠法律和制度，也要靠教育。

國富論的讀后感(篇9)

實話實說，初讀《國富論》是由于它的聲望，有人說，它是經濟學領域的不朽巨著，有人說，它對人類幸福所作出的貢獻，超過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作的貢獻的總和。帶著這些贊譽聲，我翻開了這本書。

《國富論》于1776年在英國出版，他的作者是西方經濟學的主要創建者―亞當斯密。對經濟學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亞當斯密，一個引領時代經濟發展的巨人，他的自由經濟思想，一直沿用至今。讀好一本書，必須先了解它問世的時代背景。在18世紀的西方，由于世界地理大發現，發現了新大陸，工業革命極大的促進了生產力的進步，新興資產階級積極進取，。在這些新背景下，就需要有新的制度來維系。《國富論》由此產生。總的來說，貫穿整本書的思想就是自由主義，圍繞自由他談了自由經濟，自由市場，自由貿易。他在《國富論》中建立了以自由競爭為基石的一種新的經濟秩序。它解決了財富來源的問題，斯密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以增加國民財富為主線，以資本主義社會3個階級的收入理論為核心，總結出國民財富增長的兩種途徑，一是分工和勞動生產卒的提高，二是增加勞動者數量和資本積累。斯密的《國度論》系統的論述了政治經濟學的范疇，共分為五個篇章，它不僅僅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政治經濟學的著作，還在思想學，社會學上發揮重要作用。

有位名人說過，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每個人的知識水平，思想道德不近相同，看問題的角度不同，方式不一，自然就會有不同的觀點。接下來，我就這本書中所涉及的內容談談我的觀點。首先，我對斯密提出的自然權利與自由思想表示贊同。自然權利是自然秩序賦予我們的權利，而自然自由作為一種經濟自由，則是自然權利的一部分，為人們所享有。自然，是《國富論》中倡導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權利，也是它的核心概念。但是，亞當斯密將自由理解為完全自由，這是不對了，我們都知道，任何事物都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這里的自由也應該理解為相對自由，這也是今天在中國倡導發展的經濟理念，當然，這是后話了。其次，與自由秩序一致的理念還有平等觀念。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始終把公平，平等，平等對待作為理想。他解釋道:兩個性格極不相同的兩個人，一個是哲學家，一個是醫生，他們的差異，不是起因于天性，而是起因于習慣，風俗與教育。他關于平等觀的思想是超越了幾個世紀，與當代所倡導的平等自由相呼應，我想這大概就是偉人的獨特之處，他們永遠快于時代的步伐，他們永遠指引著前進的方向。同時，讓我不禁感嘆，思想是自由的，只要你敢想，亞當在那個黑暗的，被宗教思想所控制的時代都敢想公平自由，還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另外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并沒有把追逐個人利欲的行為排除在道德領域之外。他不僅承認出于同情、仁愛動機的行為具有商業價值，而且也認為出于自利動機的行為同樣具有道德價值。他重申了資本主義的商業精神能夠促進社會財富的增長，而商業的本質中也有道德的基礎，會對社會習俗和道德風尚起到促進作用。我認為他的這種思想恰恰與無奸不商的說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也符合我國的一句俗語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由此可見《國富論》不僅僅是一本只供商人獲得利息的指南，它還是一本具有思想內涵的書籍，在給予人經濟學領域知識的同時，還幫助人們樹立正確的思想。

當代中國經濟發展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將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相結合，充分發揮兩者的長處，達到優劣互補的效果，共同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其中市場經濟中所涉及的自主經濟、競爭經濟、效益經濟、服務經濟、網絡經濟、開放經濟等內容都能在《國富論》中找到源頭。由此可見，一本著作的影響之大，影響之廣，對今天中國經濟的發展也產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誠然，再好的東西也會有局限性，最完美的作品，也會有瑕疵，《國富論》的本質還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但就長遠來看，它對世界各國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對人類文明進步發揮了不可磨滅的推動作用。

閱讀，使人更愿意花時間去思考，人是一根有思想的葦草，人因有思想，會思考而偉大。

窗外下著雨，思維不用撐傘，早已飛到了天際。

國富論的讀后感(篇10)

老子曾經說，“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老子理想中的政治是一種放任無為的政治，最好的政府(統治者)應是一個無為的政府，老百姓知道他的存在就可以了。好政府是很少發號施令的，但又能“功成事遂”。

今天說的并不是老子，而是有經濟學之父譽稱的亞當﹒斯密，他在經濟學界有近乎神的地位。按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說法，至少300年內，人們都將在市場經濟中生活，不會有人像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推翻牛頓力學那樣推翻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亞當﹒斯密不僅是一位經濟理論學家，他也為這種理論提供了有力的證據與準確的數字，確實做到了“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的治學態度，而這種治學態度正是大多數中國經濟學家所缺少的態度。所以，熊彼得說亞當﹒斯密注重實際，將各種不同的數字與因素一并考慮，對以后作為抽象的理論奠立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