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讀書筆記分章節。

古語言：書到用時方恨少，事非經過不知難。我們在生活中可以多多去讀一些經典書籍作品，而在閱讀作者寫的作品時，腦中不停的會有新的想法，這時候，我們可以去寫下一篇讀書筆記來記錄自己的感悟，讀書筆記，需要重點寫哪些方面呢？小編特意給大家整理了“[薦]《國富論》讀書筆記精選六篇”，歡迎閱讀，希望能為您提供一些靈感。

《國富論》讀書筆記(篇一)

亞當斯密《國富論》開篇第一章就著重討論了勞動的分工，他認為勞動的分工成倍的提高了勞動生產效率，從而產生了很多的國民財富。

他認為由于勞動的分工從而大力提高勞動生產效率的原因有三：一是每人專司一職操作嫻熟程度獲得提高;二是節省了通常在由一個工種轉換到另一個工種中所花費的時間;三是發明了許多方便和節省勞力的機器，因而能夠使一個人做多人的工作。

在文中他列舉了很多的事例以證明勞動分工的意義。

如：大頭針制造業。如果沒有分工一個并不熟悉大頭針制作方法的工人一天甚至連一枚大頭針也制造不出來，最多也造不出20枚，而當將這一制造業分工為：拉絲工、錘直工、切割工、削尖工、磨工、包裝工等18道工序后，平均每人一天就能夠生產4800枚大頭針。

還有一趣例：蒸汽機發明后，需要雇傭一個小孩來關掉閥門，而有一個小孩子異常喜歡和伙伴玩耍，他發現只要從打開閥門的把手上到機器的另一部分栓上一根繩子，這個閥門就可無需他去動手而自動開關，而他就能夠和伙伴們盡情的玩耍了。這一事例也說明，在分工中由于工人長期從事同一工作，自然就會動腦筋去尋找更容易和更快速完成工作的方法。

亞當斯密還舉一些例子用以說明在分工明確的社會里每一件消費品后都凝結著成千上萬人的勞動。比如：一件羊毛大衣，它需要有：牧羊人、羊毛整理工、羊毛梳理工、羊毛染色工、粗梳工、毛紡工、織工、縮絨工、成衣工以及其他許多工人。而其中又需要多少商人、搬運工和運輸工及設備，運輸設備又需要制造多少運輸船子，這又需要多少工人，以次類推，等等。

亞當斯密印象一：會講故事的'聰慧老人。亞當斯密一生聰明好學，勤奮有加，為了事業終身未娶，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學術研究中，為人類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和行動指南。在《國富論》開篇他就開始講故事，經過很多詳實、生動的事例讓我們認同他的觀點，并把我們引入了一個思考的世界，為我們打開了一扇欣賞經濟學奇葩的智慧大門。

《國富論》讀書筆記(篇二)

看完國富論、美國近代經濟發展史、羅斯福新政后，一直想寫點嘛。現在4點多了，也睡不著了，就寫點吧。

1929—1933年的美國，是美國經濟史上最黑暗的年代。這個時期，是美國私人壟斷企業發展到最鼎盛的時期，但是這種私人壟斷鼎盛帶來的，是國民經濟減少，貧富懸殊加劇，階級矛盾尖銳，社會動蕩不安。每一個人都把最壞的東西扔在大街上，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跟今天的中國發生的情況一樣）帶來這種狀況的原因，就是私人壟斷企業的鼎盛。因為私人壟斷企業追逐的就是利潤，就是個人利益，為了實現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它是不負任何社會責任的（就像現在的中石油，中石化。我壟斷了我就是不降價）很多商品他寧可囤積爛在倉庫里（就像現在的囤積房地產），倒在大海里，也不愿銷售出去。因為賠本銷售，帶來的是不盈利。私人壟斷追逐的是個人盈利。社會動蕩什么的，似乎跟它無關。

但私人壟斷忘記了，個人利益雖然最大了，但在一個動蕩、黑暗、每一個人為了個人利益不折手段的社會里，怎樣安全消費，利益再大又有何用。只有社會穩定，人人富裕，商店顧客盈門的環境里去消費，才能真正實現和體現個人利益最大化。這就是為什么今天巴菲特和比爾蓋茨到處游說，提倡富人要把自己的財富，反哺于社會。這就是為什么郎咸平在講座時，一遍一遍問富人們，你們還敢不敢讓孩子一個人去上學。這就是為什么今天美國富人們為什么去上書國會，主動要求增加自己的稅負。他們這種財富來源于社會，就要反哺社會思想的起源，就源自1933年以后的羅斯福新政。

《國富論》讀書筆記(篇三)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里面有提及，交換是人與生俱來的傾向，欲將取之，必先予之。由于交換而產生了分工，所以亞當斯密變指出：勞動是衡量一切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這就意味著商品的價值取決于勞動。然而亞當斯密同時聲稱，這個理論只適應人類社會的野蠻時代。一旦資本積累起來，投入到企業，或是土地變為私有，情況就要另當別論了。因為此時的勞動產品，不再全部歸勞動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為利潤和地租，被雇主和地主收入囊中。

《國富論》篇章眾多，亞當斯密還談到了貨幣、分配、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社會再生產以及自由貿易等學說。這些都有深遠的影響，但其中對世人影響最大的，莫過于他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

亞當斯密認為，人都是利己的，其大部分行為都是受利己心支配，而社會利益往往被拋在腦后。

但是，這種行為的結果，不但利己，而且比一個人殫精竭慮、刻意追求公眾利益時，更有利于社會。斯密把這種機制，稱作看不見的手。因此，斯密主張完全的自由競爭，認為與其讓政府干預經濟，還不如聽任市場調節來得有效。政府的職能，只是保家衛國，抵御外侮;建立嚴明的司法機構;適當興辦公共工程和公眾事業，其他，則交由市場去自主調節即可。他極力主張清除關稅壁壘，實行貿易自由，撤消行會制度和專賣公司。

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說曾一度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推崇，直至1929年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爆發。

在當時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亞當斯密的自由資本主義備受推崇，甚至認為只有自有資本主義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然而，胡佛政府的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讓經濟危機日益嚴重的時候，羅斯福所推行的國家干預資本主義經濟，通過政府宏觀調控的手段，使美國渡過了經濟危機，社會經濟逐漸好轉，從而避免走上法西斯道路。這使得經濟學家們再次重新思考亞當斯密的自由資本主義學說的正確性。

多少年來經濟學家們一直為國家是否應該干預經濟以及自由經濟和國家干預經濟何者更能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在爭論著。在我個人看來，國家作為一種宏觀調控的力量必不可少，它的存在是必要的，但僅應該是一個調控作用，是一個裁判的角色，避免社會經濟過熱或者過度蕭條，在經濟繁榮時期抑制通貨膨脹，在經濟蕭條時期則刺激經濟的發展，而不是用行政力量去干預經濟的發展。適度的國家宏觀調控不等于行政指揮經濟。過度的貿易保護政策，不僅不利于其他國家經濟的發展，同時也不利于自己國家經濟的繁榮，倘若每一個國家都如此，世界經濟則會陷入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尷尬境地，最終落得兩敗俱傷的地步。

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使人們意識到宏觀調控的必要性，而蘇聯時期的計劃經濟抑制生產力的發展又使人們明白到行政力量過度干預導致的弊端。因此，對于我們今天而言，應該做的不是迷信任何一種經濟學說。畢竟一個經濟學說正確與否需要相當長的一個經濟周期來驗證，而經濟學的規律也并非是那么容易發現，在那么多經濟學說中，我們應該根據社會經濟的實際發展狀況以及國情來確定到底應該用哪一種經濟理論作為借鑒。

同時，我們也不能迷信于任何一種經濟理論。如一直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奉為絕對真理一樣的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在1929-1933年的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的時候遭到致命的打擊，讓人們一度懷疑它的正確性，然而后來其又起著相當大的作用。

由此可見，一條經濟理論并不是永恒正確的，其是否起積極作用還要根據不同時期不同國家的國情來具體分析。對于我們今天的啟示，大抵就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以及在不斷地探索中尋找適合的經濟政策以促進社會繁榮發展吧。

《國富論》讀書筆記(篇四)

沒想到英國的《國富論》和美國的《獨立宣言》都發表于1776年，他們都對世界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一個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一個促進了美國的誕生。

其實在我今天看來最值得學習的要算是作者的觀察力、思考力、概況力，他搜索了如此豐富的資料，又如此敏銳地發現了規律，而且還如此精煉地做出了概況。其中有關“社會分工的作用，貨幣起源與發展，影響工資的因素”的分析在我讀來真的是思路清晰、通俗易懂。他巧妙的將政治、歷史、經濟甚至是哲學結合起來，無愧乎獲得“第一部系統的偉大的經濟學著作”的稱譽。亞當·斯密于239年前就提出了社會的的分工促進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的觀點，于239年前就倡導自由貿易，足見其非凡的觀察力、思考力及預見性。

當然，在今天我們看來“完全的自由貿易”有其弊端，從紐約金融危機到亞洲金融危機，再到20xx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足可見市場是會有失控的時候。因為企業或者人性吧，在有利可圖時是不會主動罷手的，所以太多資金投入到某些看似有利可圖之處時便醞釀成了一場危機——利潤已經到達頂峰時所有人便無利可圖了，此時再掉頭時因資金量太大、所需時間較長便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大多數人的貪婪性、盲目性，注定市場也會偶爾成為“瘋子”。另外，從某種角度而言，確實存在某些野心家，他們企圖壟斷其他國家的市場，如果他們的野心一旦得以實現將會使得被壟斷國家在該行業方面的研究、發展處于停滯或者中斷的狀態，是不利于該國科技、教育發展的。所以，適當限制某些產品的進出口是為了本國的發展著想。盡管，亞當·斯密點到了政府特殊情況下對市場經濟的干預是有必要的，但是總體而言他將貿易的完全自由化的好處過分夸大了，也可能是他對我們人類的期望過于理想化了——世界連成了一體竟然出現了如此之多的為投資而投資，為先富而投資的沒有實際社會生產意義的行為！

但是，我又想，或許金融危機也是件好事，讓那些盲目者、貪欲過重者來幾次教訓，只是此種教訓似乎太慘重了——政府可能要垮臺，國家經濟實力可能要大大衰退，因此沒有哪個政府敢于冒這樣的風險吧？

另外，我想問問，什么是“財富”？對于國家和對于個人而言是一樣嗎？

僅僅是所擁有的金錢或者所生產的商品？美麗的自然環境算不算？國民的高素質（身體與文化）算不算？保護現有的美麗環境就等于節約了將來治理環境污染所花費的大量資金，等于減少了國民的因污染而導致疾病的醫療開支，美麗的環境其實就是難得的旅游資源；國民文化素質高，講道德、懂法制，犯罪率自然低，對社會的破壞性也就低了，國民身強體壯，自然可以更好地工作（生產）。如果國家對于“財富”的觀念發生了變化，推行的政策也自然就會發現變化的。

在國家而言，貨幣、經濟總產量、消費能力、資源的占有量、教育的水平、科技的創新能力、國防的實力都是財富。但是對于國民個人而言，往往許多人在乎的是眼前的利益，那就是所能占有資源的能力，其實質就是有錢。如果真有利可謀（尤其是暴利），國民個人（其實也可以指企業）往往不會在乎犧牲眼前的環境、或者他人的、國家的利益，因為他們賺了錢就可以去享受惡劣環境中相對較好的生活，甚至可以帶著資金去國外享受（如果他們感覺國內不好，如果國內被他們破壞夠了）。其實對于國民個人而言，國防開支便是財富的損耗，要是國家將這部分費用用來投入教育、醫療、法制、環保，那社會整體環境很快就會進入良性循環。多次的國家之間的戰爭，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損耗了多少財富呢？看來地球上的國是否有必要都消亡而只成為一個家？

《國富論》讀書筆記(篇五)

《國富論》是一部偉大的著作，亞當﹒斯密把人的自利心與公利心做了和諧的統一，讓我們明白了自利與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輔相成的，有利于整體社會的提高與發展。社會自然有一只“看不見的手”來引導著人們做出有利于社會與個人的最佳選擇，沒有任何政府與個人會代替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如要代替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必會帶來混亂。這只“看不見的手”是什么呢?斯密雖然沒有直接表達，可是全書已經告訴我們，那之“看不見的手”正是人類的利己之心。

斯密是十分重視教育事業的，他認為，在禮貌商業社會，對普通人民的教育，比對有身份有財產的人更需要國家關注。因為，有錢人在年青的時候有時間﹑金錢來學習。此外，有身份與財產的人所從事的職業，用腦時候多，用手時候少，不至于使腦力變的遲鈍。而普通人由于生活壓力，即缺少財產和時間，他們所從事的工作用腦力會很少，所以窮人更需要國家教育資助。所以，國家只需要以極少的費用，就能夠使全體人民，甚至強制全體人民獲得最基本的教育。并且，在普通人的孩子中，如學業優良者，國家應給予獎學金。

斯密認為，即使國家對下層人民的教育得不到任何利益，這種教育也是值得國家注意的。人民受了教育，國家會受益匪淺。在無知的國民之間，狂熱和迷信往往會惹起最可怕的騷亂。一般下層人民所受教育越多，愈不會手迷信和狂熱的迷惑。另外，受教育及有知識的人都比無知識而愚笨的人更守禮儀和秩序，他們都會覺得自我人格高尚，自我更能得到法律的尊重，因而他們會更看中那些法律。這樣，反對政府的文字或論調，就不能欺騙他們。這對政府來說，更是一件好事。

中國經歷了計劃經濟的失敗，已經回歸了市場經濟。可是中國的市場經濟并不充分，在諸多領域內還存在著壟斷﹑不平等﹑欺騙﹑霸權，等現象，這些現象造成了社會的諸多不和諧。但這并不是市場經濟的錯，而是我們的市場經濟還不夠充分，當中還存在著過多的政府行為。斯密告訴我們一個好的政府所應當做的是1﹒保護國家不受其它國家侵犯。2﹒維護司法的正義。3﹒建立和維護特定的社會工程和公共制度。即使政府在履行這些職責時，政府也要研究引入競爭機制;在目前社會轉軌其間，老百姓們切不要對市場經濟失去信心，如果我們拋棄市場經濟，我們將回到更壞的計劃經濟。政府更不要自以為是，以為沒了政府，市場經濟就會陷于混亂。在市場經濟中，經濟的發展主要是靠關心自我利益的人民來推動，而不在政府。市場經濟需要的是“小政府，大社會”，管理得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就如同老子所說，“太上，下知有之。”政府更要明白自我的界線在哪里，這樣才是一個好政府。

《國富論》讀書筆記(篇六)

文/匡廬

人總是有種惰性，能躺著決不坐著，能坐著絕不站著；讀書也是這樣，能看視頻的懶得看書，這就是為什么，很多人不看《三國演義》不看《三國志》，而愿意聽易中天來說三國，易中天還算一個不錯的學者，但于丹褻瀆了《論語》還不夠，還要去玷污《莊子》，實在是讓我想抓狂。這可能都是因為現代人的惰性吧，寧愿吃別人嚼過吐出來的東西，而不愿意自己去親自品嘗吧。

身邊也有不少朋友愛讀書，但總是只看一些暢銷書，對于一些經典，總是躲開繞開，其實我自己也經常這樣，以為自己看了不少書，但有重量的，夠分量的實在有限。即使看了，但總是亂亂的收獲不大。這就太可惜了，如同春天播種了，夏天施肥了，驚嘆著秋天燦爛的麥浪，而忘了去收割。雖說以前也寫過一些書評，但都只限于粗略的感想，而沒有消化性的分析。所以，這種習慣必須改掉，得養成寫讀書筆記的習慣。那就從經濟學的開山祖師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開始吧。

今晚（xx3月13日），終于把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看完了，翻到最后幾頁時，還隱隱然依依不舍。這本書我看了挺長時間，斷斷續續的快兩個月了，看的挺細，一想到斯密幾乎花了30年時間的積累，整整寫了8年，我這么快就看完，實在過于倉促。真所謂，看書難，寫書更難。這本書值得我，值得每一個經濟學人每年都看一遍，找到來時的路。

我看的這個版本可以說是國內最好的版本了，商務印書館出的，譯者是郭大力和王亞南，總計約60萬字。分上下兩冊，上冊是72年一版一印，是我去年8月在南嶺書市時買的，好像是花了5元錢吧，實在是太值了；下冊是從圖書館借的，74年一版一印。

沒能找到英文版，但從中文版看來，可以說全書字字珠璣，實在達到了字不得減的境界，這可能與譯者也有關吧，這本書早在1931年就由郭王二人翻譯過了，65年又加以修訂，所以非常好，郭王兩人也是中國經濟學界的前輩，現在廈門大學的WISE指的就是王亞南經濟研究院。此乃題外話了。英文版日后一定要想法弄到，某新版本的譯者在序言中說，他實在是太驚嘆斯密的文筆了，所以我的好好學學，說不定還是我英文寫作的典范。

也許本就是懷著崇敬的心態去看的，也許如錢鐘書說的信而好古，我們思慕古代不一定是尊敬祖先，也許只是喜歡小孩子，并非為敬老，也許是賣老。沒有老頭子肯承認自己是衰朽頑固的，所以我們也相信現代一切，在價值上、品格上都比了古代進步。后來看到哈耶克[1]在《自由憲章》中這樣的一段話才覺得道出實情，我們在看古人的作品時，總是感到英雄所見略同，其實使這些略同的觀念早就從古人以來已漸漸成為人們的常識。這本書也讓我不斷的驚嘆，難怪連一向在經濟學界以個性著稱的弗里德曼都在斯密的墳前喃喃自語，我們一直沒能走出先生的思想范疇，卻時不時的走錯方向。

在閱讀時，我腦海中不斷翻騰的經濟學概念幾乎一一的都能從這找到出處，雖沒有后人的修飾，精確，但基本思想是一樣的。但也許這還不是最終的來源，也許壓根就沒有來源，真理具有樸素性，一旦說出來，人人似乎覺得無需證明。斯密將西方幾千年的經濟學思想做了一次梳理的功勞還是無人能及的，如同牛頓的《自然哲學原理》，所謂集大成者就是這樣。希望自己將來有機會能到英國去，能到斯密的墳前拜祭一番，表達我無比的敬意。

客套的話就不多說了，說內容吧，這本書分為序論和正文五篇：

第一篇主要講生產力增進的原因，包括分工的研究，貨幣的起源及效用，商品價格的組成，勞動工資，資本利潤等這基本囊括了現代微觀經濟學的基本方面。由于1776年之際，農業占國民財富的主要部分，所以第十一章論地租占了非常大的篇幅。

現代經濟學的一個大派可能就是這里的一章節，比如楊小凱[2]的超邊際分析學派，基本思想就是多第一章論分工的細化研究，楊小凱非常看重分工，斯密也很看重分工，認為分工是生產力增進的原因。而且指出分工受市場規模的限制，也就是市場越大，分工越細。市場的本質在于交換，用后來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的術語來說，就是交換能夠發揮比較優勢，從而能夠達到互利。（說到這，我要感謝一些李嘉圖，感謝一下曼昆，就是因為這個比較優勢的感念，才讓我徹底決定轉向經濟學，因為它解決了困擾我的一個問題共產主義的可能性，有了這個比較優勢，我就找到了徹底否定共產主義的武器了，此乃后話，以后詳述）。

看完這章，我聯系中國的情況，產生一個想法：60年代初大饑荒，所謂的自然災害，之所以為造成那么嚴重的后果，其實最大的禍首就是對于市場的破壞，對市場的割裂，這當然只是我的猜測，我還需要數據來驗證，這就留待研究生時再研究吧。但這話題可能有點敏感，有點危險。關于市場的割裂，其實在明朝也是非常嚴重的，明初，朱元璋稱帝后，他非常害怕像他一樣的農民來反他，于是在各地都派有駐兵，他想了一個貽害無窮的招數各地駐軍的供養由附近的人民供養。這表面上看來能夠減輕人民的負擔，但由于失去了牽制駐軍的力量，所以給人民帶來了莫大的苦難，更嚴重的是阻礙的市場的發展，使中國從此進入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根據劍橋大學李約瑟博士的《中國科學科技史》的數據表明，宋朝末年，也就是清明上河圖畫的那個時代，當時中國的經濟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巔峰，人均產值也是后代的元明清所沒能超越的。民間傳說，朱元璋仇視商人，殺了鼎力資助過他的沈萬三。有點研究，但我堅信，市場的擴大會促進分工的細化，分工的細化會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關于地租這一塊，由于大陸受馬克思的毒害實在是太深，有必要重新構建地租學說，特別是中國現在已開始恢復農村土地自由流轉。不然將來意識形態將會是一個莫大的阻力。

第二篇論資財的性質及其蓄積和用途

這一篇討論了資本，對資本進行了分類，后來的李嘉圖，以及馬克思繼承他的分類方法。對資本不是我感興趣的，其中我尤其對于利息感興趣，似乎所有的文明都對這樣

下冊明天就要完了，先寫完下冊吧：

下冊比上冊更有意思，更好看更好懂些。主要側重于現在的制度經濟學，或者說公共經濟學的，其中系統的討論了政府的各種職能，駁斥了當時流行的，現在仍然存在很多人的腦中的重商主義的觀點。重商主義認為，黃金白銀是一個國家財富的象征，所以國家應該盡量的積累黃金白銀，這樣自然而然的會產生貿易保護主義，鼓勵出口，壓制進口。

這一點，不知道何時也不知不覺的成為滲透中國人血液的觀點。也許源頭可以從歷史書上找到，近代史上我們會看到出超入超這樣兩個概念，無論是歷史書，還是老師似乎都隱隱約約向我們灌輸這樣的一個觀點：出超比入超好。這就是為什么，我們中國改革開放30年，會這么的熱衷于創匯，以至于現在都有不知道該怎么花的錢。這是好嗎？一點都不好，隱患無窮，我真擔心中國會成為這次金融風暴的中心，美國大概花兩年時間就能走出危機，而我們中國也許至少的花三年，我甚至有時悲觀的認為，中國走不出去。當然也許是我自己情緒低落時的悲觀判斷吧，因為一個人都世界的判斷往往不是在于這個世界客觀是怎樣，而是在于這個人對自己的信心。因為我忽略了中國人不可思議的忍耐力，不可思議的惰性，經濟學上可以稱為粘性。

今年是個敏感的年份，我也得小心自己的言論，說不定那天就被人叫去喝茶，當然我寫的東西，看的人還是很有限的，可能除了我自己之外，不知道還會有誰，不管哪，那就自己玩吧，象蘭曉龍說的我從來就在和自己玩。還是回到斯密吧，第七章論殖民地尤其精彩，說說當時的背景吧，作者寫到這時大概是1775年，要知道1776年就是美國發表《獨立宣言》的時候，當時幾乎所有的英國人都是以為，北美的那幫人肯定是數典忘祖，居然干預反叛自己的國家。但斯密居然能夠站在一個很客觀的角度分析這個新新政府產生的原因，以及發展的趨勢，對這個政府更多的是持寬容的態度，這實在是太不容易了。有時候不能不讓人感慨，這世界有太多的巧合，1776年《國富論》的發表和《獨立宣言》的發表無疑也是一個巧合，更巧合的是，《國富論》幾乎是這個新興國家的治國綱領，更準確的說是后面《美國憲法》形成的思想基礎。從而也決定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可謂人類偉大的杰作。

第五篇論君主或國家的收入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對司法和教育的論述尤其精彩，提出了法庭也應該想商店一樣引入競爭機制，而不能以地域來進行壟斷。這樣如果各法庭就會迫于生存壓力而會做出相對公正的判斷，如同我們的宋朝時包青天那樣，就因為大家覺得包拯的斷案具有相對的公正。這對中國當下的司法尤其具有參考性，我們中國現在已經出現很多的人民有冤無處訴的情況，這就是為什么每年都有那么多人要上訪的緣故，人民已經很沒有安全感了，前一段時間發生的什么躲貓貓，唯有嘆息。

關于教育，我實在也有太多的想說的，教育從來就是一個國家的公共支出的部分，而我們居然能夠想出教育產業化來，實在是用卑鄙下流來形容也是不為過的。我們的教育支出從來就沒有超過國家歲入的3%，xx年占2.09798%，xx年占2.607%，教育法都規定了至少4%，而世界平均水平是6%，臺灣達到9%12%，可見我們口口聲聲喊著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窮不能窮教育，可政府實在是太太太很多人覺得我們的教育改革開放后發展很快，尤其是高等教育，由原來的入學率3%提高到20%，而實際情況是怎么樣呢。近30年來，我們的大學數量不但沒有增多，反而不斷的減少，我們不過是將原來的中專提升為大專，將學院變為大學，高中以上的學校數量反而可能沒有增加。這就如同說在魚缸不斷減少的情況下，不斷的往魚缸放入更多的魚苗。這就是為什么中國的大學動不動就是好幾萬人，比人家一個國家的人可能還有多，一個國家大了可能不是壞事，但一個學校大了，絕對不是好事。關于這個問題，以后詳加論述吧，這里面牽涉到獨立辦學的，沒有言論自由，沒有結社自由，中國的大學是不能走上獨立的，也就是沒有出路的。這個問題日后必將成為改革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