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著作讀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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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著作讀后感【篇1】

這個寒假我讀了《史記》。 這是一本能豐富頭腦，補充知識的神奇的書。 《史記》是我國最早的紀傳體通史。這部書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多字。此書也開創了紀傳體史書的形式，對后來歷朝歷代的正史，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個個耐人尋味的小故事編織成了世世代代流傳的史記。 司馬遷筆下的人物個個栩栩如生，有著鮮明的個性。生動的語言，優美的文字讓讀者讀起來仿佛置身于一個個優美的意境中。隨著情節的起伏，我的心情也在為之而改變。喜著主人公的喜，憂著主人公的憂，感受著主人公的感受。輕松幽默的語言，緊張刺激的情節，仿佛把我帶到了那個

遙遠的時代。各個時代的背景特色；各個國家的風土人情；各個民族的風俗習慣，在《史記》中表現得淋漓盡致，繪聲繪色。 看《史記》就仿佛在作一次足不出戶的歷史旅行，領略了那個時代的一切，回顧了各種令人難以忘懷的歷史事件。體會了當時人們的思想感情。 看《史記》就仿佛在讀一本有趣的故事書。生動形象的歷史人物有聲有色的為你講述他們身上發生的有趣的故事，帶領你進入他們的世界。 看《史記》就仿佛在和一個歷史學家面對面的談話。深深的被他那準確到位的語言所打動。在不知不覺中也增長了必要的歷史知識，豐富了頭腦。

歷史，套用宋神宗的一句名言：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歷史的意義便是在此了。然而，歷史又是一個極不易說破的詞。就算歷史學家，觸及歷史的本源時也是相當謹慎的。那么現在我來說歷史的意義，是不是屬于尋找海市蜃樓的根基那種的無知行徑呢？我想，歷史都列為過往的陳跡余音了，當下的我們循跡辯音追索漸漸被流光掩蓋的遺蹤，從歷史廢墟的蛛絲馬跡里探求當代的意義，可以說是不能被偏廢。歷史的車輪從來不為任何一個君王、一個黨派，一個民族而停留過，一個君王有多么大的功績，多么的文成武德；一個黨派有何等優越的制度；一個民族有何等優良的血統，多么的文明燦爛，歷史都是如公證的無私的，并沒有給予他們更多的寬容和庇護。因而不斷思索歷史的意義作為一個永久的命題和課題值得所有有知的人去探求與解決。

大唐盛世時魏征直諫太宗說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歷史不說話，她的沉默正是她的價值。善于反思的人或民族在歷史的興亡更替當中領悟中興的規則，使國家與民族以后的歷史朝良性發展，避免使之步入危亡的境地，而納入自我的掌握之中。大唐的開元盛世離不開對大隋煬帝的借鑒與批判的深入。歷史的重演的特性似乎是一個揮之不去的夢魘，持久地困擾并困惑著后來人。無數的史書歷數當朝或前朝得失，一為記載一個國度的發生史，第二恐怕就是要為后來的執政者和人民留存一個參照的完整線索。有時歷史正當被人所淡忘，聰明而執著的人跳出來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確橫向比照中外歷史以及對當國的縱線考察，發現歷史居然有驚人的相似。

羅慣中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君不見，一個朝代的興衰總是相互更替，盛世之后必是亂世，亂世久之必有大治。冥冥之中，切合著中國的陰陽學說。歷史可以作為當政者的參考，然而也只能是參考而已。歷史的車輪是不會停下的，我們所能做的也就是盡量吧！盡量延緩那天的到來

當然歷史的意義并不僅僅在于避免和借鑒，而我今天便是老生常談地重復這樣的論調，目的在于樹立歷史的這層意義在我們心中的標桿。從歷史中找尋相關的意義，不論我們何種角度去看待歷史，得出怎么樣的結論，哪怕是膚淺甚至的錯漏屢現的結論亦不能阻擋我們初衷。廣視角多-維度地去把握歷史，應該也是我們作為一個社會人責任所在吧？

歷史學著作讀后感【篇2】

這本書是1970年前后，錢穆在臺灣為歷史專業博士生講課的講義。我主要是利用每天上下班坐地鐵的時間來讀的。每天乘坐一號線，來回各25分鐘。上班路上基本都有座，下班路上大多站一半、坐一半。看到今天大約花了2個禮拜，全書已經看完了9成。

從前看錢穆的《國史大綱》，就感覺他喜歡把中國的事情，盡往好處說，只看好的方面。今天早上在地鐵里看到這本講義里有他一段感慨的話，是這樣說的：

曾有人對我說，你的書中只多講中國好處，不多講中國壞處。我說，你們大家盡在那里講中國壞處，我不得不來多講一點中國的好處。而且中國壞處在我書里不是沒有，治亂興亡我都講，不只講治不講亂，只講興不講亡。但在你看來，好像我都是在講中國的好處。但請問，我們在漢、在唐、在宋明、在清，各有一段治平極盛的時候，這些處，我們該不該講幾句呢？我們的歷史，直從上古下來，四、五千年一貫直下，到今未斷，這些處又該不該講幾句呢？今天我們的毛病，在乎再不肯講自己好處，只講自己壞處。我請問：我們中國人太壞了，又怎么在此世界做人呢？今天諸位一出口就是美國好、中國壞，我要向諸位講一句：美國并非全部壞，中國并非全部好。若說我平生講話，多講了中國的好處，也只是因病立方，通其變使不倦。否則盡是說美國好，中國壞，哪個不知，還要我講嗎？

看到這里，我不禁開懷一笑。平生讀書，讀到擊節叫好的不少，讀到拍案而起也有，讀到開懷一笑的，僅此一例。開懷之余，回顧這段時間看的一些書，不免有些感想。

自清末中國大門被列強打開以來，許多守舊分子依然故步自封，看不起西方文化。即使到了不得不學習西方的時候，用得也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種半吊子的方法。但要知道，中國文化雖然博大精深，當時僅憑中學為體卻是救不了中國的。于是一批提倡新文化的學者開始鼓吹西方文化，要把西方的思想體系推介到中國來。很多人開始認識到所謂一體一用的道理--僅通中學之體，是無法致西學之用的。西方思想來到中國，必然同傳統文化之間產生矛盾。中西文化最理想的狀態應該是和而不同，各自通各自的經，致各自的用。但這種狀態只有在十分溫和適宜的條件下才有可能產生。新文化運動者開眼看世界，并多有留學經歷，他們所經受的文化沖擊之強烈可想而之。等他們回到中國，滿眼只見暮氣陳腐、民智愚昧、國家危在旦夕，其所受的反文化沖擊之強，恐怕更是文化沖擊的幾倍。這教他們又怎能不把一切都歸咎于中國文化的落后？而他們反對傳統文化的手段又怎會不激烈呢？于是，自上古時代發展延續下來的文言文被一朝廢棄了；代表中國核心價值觀的孔孟之道被打成黑店了；中國歷史上幾千年的興亡治亂被封建專制四字一筆抹殺了。那一場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動,似乎過于激烈了些。在這樣的背景下，錢穆挺身而出，為傳統文化辯護。他并不認為中國文化天下第一，也不反對學習西方的思想。他認為中國的社會、文化、體制發展至今源遠流長，許多批評傳統的人，其實并不了解其中淵源，而同時鼓吹西方的，亦不過學得點皮毛而已。以中西史學為例，錢穆說中國的史學，自《尚書》、《春秋》一路發展至今，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發展演進的。如今做學問的人，可以選擇接著中國史學傳統的路子，開創屬于這個時代的新的中國史學；當然也可以跳出中國史學的框架，采用西方的一套歷史觀，但前提是你要把西方史學的整個演進過程摸清，把脈絡摸透，不能只掌握了一點表面現成的知識，就回來做學問了。

若不是晚清政局腐敗、民智愚昧，也不會有那一批人激勵鼓吹西方文化；若不是中國文化在西方文化的猛烈沖擊中岌岌可危，也不會出現錢穆這樣的人，以畢生之力來系統地總結和梳理中國文化的得失。這便是反者道之動了。然而事物的健康發展，不能總在正、反之間劇烈搖擺。正、反過后，應該還有個合的階段。錢穆的態度雖然已經比較溫和了，但還算不上是合.如果要進入合的階段，就必須出現真正學貫中西的人物。怎樣才算學貫中西呢？想來中學方面，需有錢穆的見識，西學方面，也需具備如錢穆之于中學的水平。而如今連錢穆這樣的人都沒了，遑論其他？

另：錢穆說過，國家其實是個精神上的范疇。只有大家都具備文化的認同感和向心力，國家才能穩定。這也是中國歷史能夠幾千年延續不斷的原因。當前中國的文化認同感和向心力是個什么狀態，也不用多說了。如果要培養這些東西，讀錢穆的書是最合適的。因為在這方面，少有其他書比錢穆的書更系統、更全面、更深入、更明白。但錢穆自己也說了，他生平說中國的好話比較多，因此有心治學的人，不能只看他的書，還要看說壞話的書，最好直接看西方的書。錢穆無疑是一代大師，但是現在的中國，只有錢穆這樣的大師還不夠。

歷史學著作讀后感【篇3】

劉平兄發來這篇座談話記錄稿，要我談點讀后感，我拜讀之后，感觸良多，不過，要把想說的話都寫下，必病累贅，故只談一點希望不算題外的話。

不知從何時起，“歷史人類學”，好像是一個突然冒出來的幽靈，在中國史學這個深潭的水面上，攪起了一點不大不小的漣漪。中國史學界好像比較喜歡討論什么“學”的定義，記得八-九十年代的時候，每次開社會史學會年會，都會有“什么是社會史?”的討論，到最近幾屆，這種討論終于沉寂下來了，但“什么是歷史人類學?”又成為新的話題。正如振滿兄在這個座談會上說的，我們不小心用了這個標簽，但自己其實并不清楚，也沒有興趣弄清楚，應該如何定義歷史人類學。之所以選擇這個標簽，只不過是覺得自己做的研究，有那么一點歷史人類學的味道罷了。我們編了一本刊物，取名《歷史人類學學刊》，正因為我們不愿意下定義，所以沒有寫發刊詞，而是先后刊載了張小軍、黃應貴、莊英章三位先生談“歷史人類學”的文章，主張各異，目的也是想表明我們的立唱—所謂的歷史人類學，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研究實踐。《學刊》已出9期，刊出的論文和著作評介，其風格之紛紜，恐怕讀者是不難看出的。

至于為何要用這樣一個標簽，那非三言兩語能夠說得清楚，有偶然的機緣，也有個人的興趣，有學術的理路，也有治學的傳統。這些，在蕭鳳霞、鄭振滿、丁荷生等人的`發言中都涉及到了，我不再多談。想多說幾句的，是振滿兄提到，中山大學和廈門大學，都有深厚的社會經濟史研究基礎，同時也都有人類學的傳統，這種傳統的影響，的確是不應忽視的。近年來有關歷史人類學的議論，制造了一種印象，好像歷史學與人類學的結合或對話，是一種新潮。實際上并非如此。中國人類學從一開始就和歷史學結合得非常緊密，而中國現代史學的建立，也從一開始就深受人類學的影響。大家都知道，19xx年代傅斯年先生在中山大學創辦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就是把語言學、考古學、人類學和歷史學放在同一機構中的。解放后中山大學歷史系中的著名教授，全部都有包括人類學在內的各門社會科學的學科背景。這些學術淵源，對我們有非常深的影響。今天，大家講到歷史人類學，就會同田野調查、區域研究或社區研究等等聯系起來，其實，這些也不是什么新發明，劉平兄在發言中提到李世瑜、路遙先生的田野調查，就是我們非常敬佩的。《歷史人類學學刊》在去年專門刊載了當年和李世瑜先生一起在華北開展田野調查的賀登崧教授的一篇舊文，用意就是要提醒大家，我們現在提倡的田野調查，前輩學者已經有非常好的實踐，可以成為我們的榜樣。我們在八十年代中期與人類學家合作開始在鄉村做田野調查的時候，激勵我們的，不正是顧頡剛、容肇祖這些史學前輩當年在北京的妙峰山、在廣東的東莞考察的身影嗎!

近來我常常想，為何大家會產生這種把所謂歷史人類學的研究取向視為新東西的印象?到我看了王爾敏先生的《20世紀非主流史學和史家》一書時，好像明白了一點。在學術的社會里，也許有一兩種叫做“主流”的研究取向，其他則被視為“非主流”。在“非主流”沒有進入站立在“主流”中的學者視線的時候，“主流”可能就是全部;一旦“非主流”進入了視線，就可能被視為新潮涌來，然后會產生“新潮”是否會成為主流的疑慮。其實，在學術上，“主流”也好，“非主流”也好，都是“流”，但這個“流”一定要有源，不是隨意潑出之水;也一定要循自己的河脈前行，不是四溢散漫之水。學術之“流”的格局，應該像珠江那樣，盡管地理學家可能會定義哪條水道是珠江的主流，但實際上，珠江水系并無主流支流之別，幾條江河并沒有真正合流;到了三角洲的河段，主流支流更是難分莫辨，所有水道都互相交錯，互相混合，最后還是分流入海。如果我們能夠像理解珠江水系那樣那樣理解學術之“流”，那么，很多爭論或者就可以休止了。

最后，我想用兩句也許是老生常談的話來歸納我的意見：我相信“史無定法”，但一定要“學有所本”。

歷史學著作讀后感【篇4】

作為一個歷史知識儲備有限的興趣愛好者，我前段時間花了近3個月的時間，讀完了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全冊（上下冊），其中有大概六分之一的閱讀時間都花在了查閱文中繁體字上。好在自認為讀的還算認真，于是就想寫點讀后感作為對自己初讀此著作后的一個小結。當然，錢穆先生的這套書值得再次精讀，我保證再讀的時候如果不看注釋，很多字和詞我仍不知如何發音，作何解釋。

《國史大綱》是一本通史性論著，著于抗日戰爭時期。全書在內容取材上詳述漢、唐時期而略寫遼、金、元、清，詳寫中原地區而略寫周邊少數民族，詳于闡述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制度而略于具體的人與事，力求簡要，僅舉大綱，刪其瑣節。

就個人整體的觀感而言，首先非常佩服大師們視野之廣闊、學識之豐富，旁征博引、引經據典都有信手拈來之感。歷史如同一張刻在他們腦中的畫卷，似乎每一個細節他們都熟諳于心，對每一歷史事件得失總結、評論觀點獨到而犀利。這也是長期積累和思考的結果。大家的大師之作，盡管讀起來略微吃力，但正因吃力才讀的慢且細，細細品讀讓人受益匪淺的一點在于，不但開拓視野，更重要是啟發思考。

其次，當我讀到那些描述浩瀚如煙的歷史進程的文字時，過往時空中一些片段就會如電影橋段般躍然眼前。我知道它們并不是電影橋段，它們有的也許曾真實發生，過程被親歷者拿筆記下而流傳下來；有的也許只是來自歷代人們的口口相傳，真相在傳播過程中經或多或少的加工而變得模糊不清；有的來自于今人通過學術研究及科技手段，對歷史進行還原、推斷或假設。

無論如何，歷史本來的面目對于我們來講，只能是一種隔著時空之窗的遙望。但我認為，我們仍要多讀歷史，不僅是因為通過這扇窗，我們可以在歷史浩瀚的遺物中盡可能尋找線索，對于自己所屬的民族、國家以及我們自身進行追根溯源。更重要的是，在這種有趣的探索過程中，我們置身其中的每個人，對于自身與過去，自身與當下，自身與未來這三層關系將會有更多的思考。因為只讀了一遍，我可能還做不到就書中內容的解讀或延伸來分享自己的拙見，僅從以下幾個方面簡單談下自己的感受和思考。

大事與小事

在歷史整個語境下，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這個需要從不同維度來看。對于君民二元關系來講，皇帝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一舉一動，制定的一條國家政策，任命一個地方官員，在天下黎民百姓看來是事關自身命運的大事。開明的統治者能明察秋毫，感受到社會中變化，民情的動向，他們不是不犯錯，只是能掌控事態，在小事演變成大事之前及時解決。所以歷史上那些所謂盛世，都是歷史上最杰出的君主所絕對領導。相反，那些亡國的君主既看不到這些變化，又掌控不了局勢。秦二世制定《七科謫》與《閭左戍》時，陳勝、吳廣只是千萬勞役中不起眼的角色，履行著在皇帝看來為民者天生的義務。最終他們不堪忍受徭役，燎起了社會反抗革命的星星之火，導致了一個大帝國的滅亡。

細細想來，那些決定歷史進程的大事件，并非突然爆發出來，追根刨底可能都是由各種小矛盾聚合而成的。如果其中的一些小矛盾能被及時處理，這些大的事件就可能不會發生。那歷史是不是該是另外一番模樣？從這個意義講，歷史上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決定我們今天這個時代面貌的因素之一。盡管，只有那些大事件能被記住。

許多人的小事情，加在一起就是國家的大事件，這大概就是民心的含義。

多數與少數

《國史大綱》里有相當的篇幅都在講民族關系，也就是華夏民族與 蠻狄戎夷的關系。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中國入夷狄，則夷狄之（《春秋》）大概就是中國政府處理民族關系的總指導思想。在中原華夏文化語境中，我們華夏民族不但人數比少數民族多，文明程度還比他們高，于是我們就跟他們取一些特難聽的名字惡心他們。這不僅是一種文化上的鄙視，更多是一種防衛的心理，從一開始就說明你跟我不一樣。但是，當低文明程度的少數民族通過武力征服取得高文明程度地區的統治權之后，如何維持統治就成了統治階層必須考慮的首要問題。少數統治多數，光靠武力顯然不行，吸收、融入中原文化，然后盡量把自己變得和華夏民族一樣，所謂同化，是必由之路。這個過程中的各種矛盾不言而喻，不但是民族間融合的矛盾，更有本民族內各勢力間關于漢化的分歧而導致的矛盾。對于數量占有、文化占優的華夏民族來講，被異族統治在文化上是不可接受的，開始的反抗很激烈，反抗不過就慢慢妥協，最后從文化上同化異族，能被同化的最后都變成了華夏的一部分，不能被同化的統治也維持不了多久（比如元朝）。

總之，從歷史上看，民族問題背后都是文化沖突，這種沖突往往伴隨著大規模人口減少，甚至有些民族被滅亡。但同時，民族間既有沖突，又有融合，而正是因為融合多于沖突，才能讓我們中華文明延續下來。從這方面，也可以看出中華文化的包容性。

完整與斷裂

有人說崖山之后無中國，大概是說元朝是第一個由少數民族統治漢人的朝代吧。以前也有少數民族政權的建立，比如五胡亂華時在北方建立的少數民族政權，不過其疆域只是局部，遠不比元朝統治全境。關于元朝算不算中國這個問題我暫且不做談論，我想如果把歷史比作一個鏈條，中國自有歷史記載以來的歷史，更像是一次次鏈條節點的斷裂，然后又組成新的鏈條的過程。歷史上各個朝代更替，新的當朝者在執政中既會學習前朝，也有自己創新，但這些創新不足以推動社會發生根本性的跨時代的變革，頂多算是前朝的plus版。如果對比唐代和清代兩個時代的社會情況，從社會政治、文化、經濟、生產力水平等方面做一個全面對比，相隔幾百年的兩個朝代，不過是同處在農業社會的不同階段而已。看看從19世紀以來的200多年間人類社會發生巨大社會變革，從蒸汽時代到電氣時代，再到現在信息時代，如果19世紀以前的中國社會也發生了這些巨變，現在的中國又是何種面貌？

從另一個角度講，中國社會之所以幾千年歷經各種變亂而文化不斷的原因，也許就是太過于穩定，我們的文化一脈傳承，導致社會變革的結果只是后來者沿著前人的方向和腳步在走。社會變亂只是打斷了原來生銹的鏈條，社會思想和文化讓鏈條重新連接，于是，一個完整的鏈條又重新開始工作，社會又按照原來的軌跡在運行。如此循環，直到近代才被打破。

溫情與敬意

錢穆先生說：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的最高之頂點，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于古人。當我們讀到史書里每一段寥寥數語的記載，更應該透過那些冷冰冰的數字和文字，看到它們背后可能是一大群人的故事，有生有死，有血有淚，有痛苦歡笑，有喜樂哀傷。厚厚的歷史卷本，記錄的那些征戰殺伐中的善惡選擇，艱難歲月里的人性光輝，至今讀來仍震撼和敬佩的人生故事，以及流傳千古的詩詞歌賦，它們穿越歷史的時空，跳過冰冷的文字，直抵我們腦海，讓我們有感受到歷史中的不同一面。

還有一些人，我們讀他們的故事時可能不那么欣賞，甚至有些厭惡。面對他們，我們不妨少些痛斥和辱罵，多些批判和反思。如果我們是他們，我們在面對他們遇到的那些狀況時又將如何選擇？

沒有十全十美的人，同樣也沒有毫無污點的歷史，有的只是各種各樣的選擇。

古代與當今

我們在讀歷史的時候，如果用當今的價值取向去判斷古代人們的一些選擇，也許會覺得古人有時難以理喻。可是，當我們以當時的視角，站在當事人的角度（如果可以的話）來看待那些事情，也許會對他們那些選擇一些保留態度和理解。不同的歷史時期，如同我們人處于不同的生長階段，我們長大了看小時候的事，有多少是覺得不可思議？可是，在我們當時做那些事的時候，并沒有覺得不妥。這個比喻不一定恰當，歷史中的是非曲直自有后人的定論，我們當然也有權力去評判我們先民的一些做法。只是，以史為鑒，過去的事情不正是我們當下所作所為的一個參照嗎？

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我們抬頭望向照耀千古的皓月繁星的時候，是否也曾想過，多少年后，我們的后人是否會記得我們？將以何提起我們？該如何評價我們？